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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赓伯与邵洵美

(2010-08-18 22:13:00)
标签:

新光

邮票

变体

邮话

邵洵美

北海

文化

分类: 邵林专著集

与盛裕兄相识已20余年了,每次见面,他都会提到,乃父赓伯前辈保存了家伯洵美公的两通书札,有机会时让我过目,还说他要以此为材料写纪念文章。可是,只闻楼梯响,不见人下来。

2002年初,他真的取出给我看了,而且还慷慨地将他父子俩这珍藏了近60年的手札送了给我。其一是书信,其二是题词,都用毛笔直行书写,书信写在印有淡淡的平行线的信笺上,题词写在活页邮册的贴票纸上。

张赓伯与邵洵美

 

 

书 信

炎夏虽过而秋老虎依旧热得可怕,每日裸体在家,邮瘾大发,古人踏雪寻梅何等风雅,若披汗访邮岂非笑话,爰重读旧日《新光》籍以止渴,愚忆

足下当年发明之日本版万寿四分肆字异体,不知此票仍在尊处否?前在刘子惠君处见有一全格中亦有此枚,确为版模变体,如蒙允与赐让,则《冬夏集》中又得多一角色,未识可以满望否?专此奉询。即颂

赓伯我兄大安

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弟邵洵美顿首 九月一日

 

    这是一封求购邮票的书信。赓老是邮界的神笔,洵翁是文坛的邮迷,他俩的家庭背景、生活环境虽都不同,但在集邮观念上的不拘一格,颇有相像之处。赓老注重邮票之外的“副品”,将副集名为《趣味集》,其中搜罗的却多有邮政史、邮票史、集邮史的珍贵资料;洵翁集邮不久,就将目标定位在“未见经传”之品,他终究首先是一位作家,其次才是一位集邮家,与其说他收集邮票,不如说他收集的是可做文章的材料,无论当时尚为孤品的“绿衣红姑娘”,现仍仅见一枚的飞机图样票,还是他自己发现的万寿大字长距5分“作”字右移版式变体、蟠龙红2分大如意修饰变体等,都属他《冬夏集》中的心爱之物。从上引书信看,他经研究后认定赓老发现的万寿初版“肆”字异体也属版模变体,符合他自己规定的“古票中”“未经前人道及”的条件,所以向赓老求购。他在信中先谈“重读旧日《新光》”,意在表示对赓老的尊重,洵翁开始集邮时乃1941年秋,正是赓老连续3年主编《新光》,同时兼编《邮典》,在邮文编辑岗位上叱咤风云之际,而报道信中所指这枚变体票的《日版万寿票之“肆”字异体》便是19406月出版的《邮典》第5期上的《邮林散记》连载之四。此信未署年份,但我猜测就在1943年,因为在这页信笺的背面,有钢笔写的5个数字:“76902”,它正是霞飞路邵家的电话号码,而从赓老发表在《国粹邮刊》第1卷第9期(19421115出版)上的一篇《香港版废模票之发现》内云:“知邵洵美君亦有同好,因电志川兄请转告之”一语可知,此前他还未曾直接打过给洵翁的电话。

    据刘广实相告,这枚万寿“肆”字异体票至60年代尚在张氏集中,可见此票当时并未买成;上述赓老向洵翁传达消息的香港版废模票也许是因为价格偏高,更可能是代表性品种已为钟笑炉拣去,最终也没有买成,而洵翁收藏的飞机图样票,在某种意义上说,却是赓老让给的。那是一件极具文史价值的珍贵邮品,即孙中山亲自主持设计的民国普通邮票试模样票,除洵翁外,赓老对其最为赏识,经我现在统计,赓老为文介绍此票,前后18年内不下5次:

         民国之早期试制票(《新光》1939年第7卷第3期)

 民国最早之试制票(《新光》1941年第9卷第12期合刊)

 邮票的命运(无尽藏室邮话)(《邮话》1944年第35期)   

 飞鸽图试制票之前因后果(《近代邮刊》1948年第3卷总30期)

 中山先生和中国邮票(《新民报》晚刊  19561111日)

    1941年时,兼营邮业的外国医生罗伟廉购进一部邮集,这枚样票忽然出现于其中,但罗医生不识其为何物,遂求教于赓老。赓老娓娓道来,极尽夸赞,罗医生见其如此推崇,欲将此票赠之。赓老虑其珍贵而不愿受,并正告罗医生曰,不得善价不能售,得主不悉此票价值者不宜售。其后正值洵翁遍求未见经传之品,以一套当年价格不菲的万寿再版票与罗医生作了交换。此票既归邵氏,洵翁邮兴勃发,文思泉涌,写下了他的第一篇邮文,谓此票“固试制票中之大珍品也。言其历史价值,则为中华民国最早之试制票;言其稀罕程度,则至目前为止存世仅有一枚;言其艺术趣味,则其雕刻之精,为我国他票所不及,确系出自名家手笔。但此票尚有更可宝贵之处在焉!……查世界各国最早用飞机作图案者,为一九一七年发行之美国航空邮票,而机械文明十分落后之中国,竟有孙中山先生,远在一九一二年,已知航空之重要,更欲暗示机械文明与科学精神为我国当务之急,郑重手谕,以飞船为中华民国第一次发行之普通邮票图案。此票乃先知先觉之铁证也。其重要关系我国整个新文化,在国际上之地位,价值之大,可想而知矣!”这就是发表于19432月在《国粹邮刊》第2卷总14期上《民国试制票中之珍品》的最后一段。邵氏之珍藏,岂非当年张氏义不受禄之品乎!

    在赓老的邮文中,曾有多处提到洵翁,最重要的一次是关于北海票的讨论。“北海票”是小龙加盖大字短距票的俗称,是小龙及其加盖票中最珍贵的一套。根据棉嘉义的说法,加盖原票来自广西的北海,因为“迟到”,所以错过了小字加盖的时间,他还报告了大字加盖3种面值的具体数量。19434月,赓老在《国粹邮刊》上发表《北海票之疑问》,对棉氏的说法提出质疑,此文引起“邮王”周今觉的重视,随即写出《关于北海票之我见》一文来与赓老商榷。当时洵翁集邮兴趣正浓,常与陈志川等中外邮友盘桓,聊邮不倦,英国人德铿早年在海关任职,集邮甚早,洵翁向他征询北海票的掌故,获得有价值的资料,便来告诉赓老,为赓老《再谈北海票》一文提供了可靠的人证。

张赓伯与邵洵美

 

 

题 词

 

上海沦陷期间,有病不出门,开始集邮,撰《讲话》若干篇,自留记录以代备忘录也。

赓伯兄为邮学前辈,教导鼓励,不遗余力,近且以所集拙著出示,感怀无已,卒题数语,以志因缘。

      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洵美

 

 

 

其中提到的《讲话》是洵翁于19433月起以初盦为笔名发表在《新申报》上的《中国邮票讲话》连载60篇,每天所占版面的形状与大小基本相同,不少读者将它们逐日剪下保存,或装订成册,常有人持之请他题词。而赓老请洵翁题词已是此文刊出四年之后的1947年了,或许是因为抗战胜利后洵翁忙于办杂志、开书店、出国考察,少了潜心钻研邮票的功夫,与邮友们也日渐疏远的缘故。

此后,洵翁只在1948年受聘为新光邮票会的顾问,同时应陈志川之邀,为《新光邮票杂志》写了《如何集邮》一文,以“红衣绿姑娘”参加新光邮票会协办的交通部邮政总局上海邮展,并出席上海邮政管理局招待新光邮票会骨干的晚宴,从此逐渐淡出了集邮界。

 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原载于《集邮博览》2004年第3期,收录入《张赓伯文集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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